2014年，北京市非居民垃圾處理費從過去的每噸25元上調為300元，增幅達11倍，明確釋放出政府管理部門希望依靠市場化手段推進垃圾分類和減量的決心。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內眾多城市已經開始提倡垃圾分類收集處理。1993年，北京率先制定《城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對“城市生活廢棄物逐步實行分類收集”；2000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等8城市被列為全國首批生活垃圾分類試點城市……

　　然而20年后的今天，記者站在北京最繁華、最時尚的CBD國貿核心區，隨意打開建外SOHO社區的分類垃圾箱，看到的依然是廢紙、飲料瓶、牛奶包裝、塑料餐盒和食物殘渣的共生體。除了定時來翻撿飲料瓶的拾荒者，你很難判斷哪些垃圾能夠被回收和再利用。

　　20年來，政府投入巨資試圖引導居民對垃圾進行簡單分類，使它們能夠被資源化利用。但垃圾分類的嘗試在國內多個城市至今仍然處于原地踏步的窘境，沒有被居民接受，長期處于“試行”狀態。是居民素質問題，還是垃圾處理收費過低？是政府監管不力，還是產業鏈生態失衡？在兩個多月的調研中，記者試圖求解垃圾分類困局。

　　孫大媽的困擾：期待分類管理精細化

　　孫大媽住在北京市東城區一個垃圾分類試點小區。小區每個單元門口，都擺著三個一米多高的垃圾桶。按照墻上的分類指示，綠、藍、灰三個垃圾桶分別裝廚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

　　在孫大媽看來，小區內阻礙居民生活垃圾分類的因素，至少有四層：

　　“小區剛開始推行垃圾分類的時候，是綠、藍、黑垃圾桶各一個，但據我觀察，離單元樓口最近的那個桶總是最先裝滿，然后人們才會多走一步扔其他桶。”孫大媽告訴記者，“像我這樣進行認真分類的居民，常常看到廚余垃圾桶爆滿，不得不扔到其他垃圾桶里。”

　　后來，孫大媽發現單元門口的垃圾桶變成了兩個黑桶，一個藍桶；而地下停車庫的垃圾桶則變為兩個綠桶。“也不知道是環衛運輸垃圾時調換的，還是桶壞了換的，反正不管哪個桶，里面的垃圾都沒有分類，環衛來了也是一車拉走”。

　　“每天都有拾荒者來翻撿垃圾中的紙板、飲料瓶等，他們在翻撿時，圖省事，把這個桶的垃圾翻出來，留下有價值的，剩余的就手扔進另一個桶，這樣一來，即使原先分好類的垃圾，也全亂了。”孫大媽說。

　　仔細勤儉的孫大媽每天會把家里的廢紙盒、飲料瓶、易拉罐等“可以賣錢”的垃圾留下來，一個月賣一次。但這個好習慣遭到了兒子、媳婦的反對，“一個飲料瓶幾分錢，一斤廢紙三、四毛錢。一個月賣不了十塊錢，又占地方。”

　　像這樣流于形式的垃圾分類試點小區在北京、廣州、上海等許多城市普遍存在。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局長危偉漢介紹，2013年廣州市城鎮社區基本開展了垃圾分類推廣，但開展較好的小區僅為30%，“很多街鎮流于形式，沒有進展”。

　　在上海，楊浦區的建德國際公寓是上海市選定的試點小區之一，但居委會的工作人員透露，雖然志愿者會對分類進行指導，但居民自覺將家中干濕垃圾分類的比例只能達到30%至40%。

　　在民間環保組織“宜居廣州”總干事“巴索風云”看來，很多居民不是不知道要對垃圾進行分類，而是嫌麻煩，而且垃圾種類太多，搞不清哪些可再生，哪些不可回收。“巴索風云”告訴記者，經過抽樣調查發現，87%的人知道所在小區在做垃圾分類，但知道垃圾分四類的只有20%多，能回答如何分的只有7%。垃圾分類工作目前主要依靠街道和社區去做，但這只是他們工作中很不重要的一環，也沒有嚴格的考核機制。

　　面對沒有被分類的垃圾，焚燒廠或填埋場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垃圾被送到這里后都是混在一起焚燒。”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燒有限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在北京，每天產生垃圾1.77萬噸，其中一半焚燒、生化處理，另一半直接填埋。中國資源利用協會秘書長王吉位認為，這些被焚燒或填埋的廢棄物，如果前期分類得當，相當一部分是可以被利用的。

　　“一說到垃圾分類，許多地方都會在居民小區擺放分類垃圾桶，在單元門口貼張告示，卻從不調查一下小區每天的各類垃圾有多少，年輕人和老年人扔垃圾的習慣有什么不同，垃圾桶是否應該按照各類垃圾量的多少來設置，拾荒者能不能利用起來，環衛一天該何時清運？”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垃圾問題專家徐海云認為，“做好垃圾分類的前提是垃圾管理精細化。”

　　一名工人在位于通州區馬駒橋鎮的北京聚寶庫廢舊物資回收公司一角對回收來的廢品進行簡單分類（2013年8月28日攝）。新華社記者羅曉光攝

　　“螞蟻雄兵”折戟羊城：期待分類收集正規化

　　想利用拾荒大軍這支垃圾分類有生力量的不僅僅是徐海云。廣州市分類得環境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楊靜山，2008年從IT公司老板改行進入垃圾分類領域，與越秀區東山街開展垃圾分類合作。他把自己的計劃稱為“螞蟻雄兵”，希望利用市場化手段收編“拾荒大軍”和“收賣點”，將垃圾利用產業化、規模化。他一度收編了東山街的100多個“收賣佬”（拾荒者），獲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

　　然而，截至目前，楊靜山只發展了2個街鄉，“差不多要放棄了”。

　　當時他相信，政府早晚會扶持垃圾回收，但期待中的政府補貼并沒有到來；而且因為無法找到更多愿意合作的街道社區，生產規模上不去，企業盈利很艱難。

　　楊靜山認為，“垃圾”是能出效益的，按照他的構想，盈利來源主要有四個：一是廚余垃圾處理廠；二是舊服裝處理廠；三是有毒有害垃圾處理廠；四是街道的廣告經營。他希望通過垃圾減量的成果獲得政府補貼。“目前政府處理一噸垃圾要給焚燒廠和填埋場補貼，如果我減量了，也應該有補貼。”

　　楊靜山希望能在盡可能多的社區建立自己的垃圾分類服務點，這樣就不會面對無垃圾可收的困境了。“所有的低價值垃圾，例如舊衣服、玻璃瓶，目前都沒有建立回收體系，直接送去焚燒或填埋。一旦形成規模，這些東西都是有利用價值的。廣州一年要淘汰300萬－400萬部手機，由于沒有規模化收集，根本無法處理。”

　　楊靜山試圖與其他街道建立合作關系以擴大生產規模，卻屢屢碰壁。“街道沒有積極性，城管委說我沒有資質，政府的補貼更是沒有影子。”

　　楊靜山的命運在垃圾分類回收行業中具有代表性。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的城市垃圾分類十分先進，大街小巷都有“廢品回收站”，然而這套廢品回收體系在上世紀80年代末慢慢萎縮。

　　這種萎縮換來的是民間“拾荒大軍”的崛起。上世紀80年代末，來自四川、河南、安徽一帶的農民，把“從垃圾堆里掘金”的事業做得風生水起。據不完全統計，廣州有拾荒大軍10萬人，在北京，這個數字超過16萬人。可是，他們一直被城市管理者視為“小商小販”，受到打壓，因此這股垃圾分類回收的力量一直得不到發展壯大，導致目前許多垃圾流向“黑作坊”，造成環境污染、地溝油泛濫。

　　記者在北京市探訪了多家廢品回收站后發現，這些回收站普遍存在無資質名稱、隨意排污、圈地收費和消防隱患等問題。在位于通州區馬駒橋鎮的北京聚寶庫廢舊物資回收公司，記者看到數千平方米的土地被分割出租給數十個廢品回收小作坊，塑料、廢鐵等露天擺放堆積成山，遠在百米外就能聞到空氣中的惡臭。小作坊的經營者直接清洗粉碎塑料垃圾，產生的大量廢水未經處理直接排放到附近河流，黑色的河水泛著泡沫。

　　同樣的情景也出現在位于昌平區歇甲村的北京恒豐物資回收有限責任公司。在一個塑料回收小作坊內，十多名工人正忙碌地將堆積成山的飲料瓶粉碎，作坊老板見到記者十分激動：“我們在做循環經濟，卻天天被驅趕、關停。”

　　據國際食品包裝協會秘書長董金獅介紹，這些小作坊將塑料瓶粉碎清洗后，再賣給一些小廠或黑作坊，用來制作“毒餐盒”等。而像北京盈創這樣正規的、國內唯一能夠生產食品級再生聚酯切片的企業，卻常年苦于收不到足夠多的飲料瓶。

　　同樣的一幕也在廚余垃圾領域上演，記者在北京朝陽循環經濟園區調研發現，高安屯餐廚廢棄物資源化處理中心有5條生產線，日處理能力達400噸，但由于收不到足夠的餐廚垃圾，目前僅開通了2條線。與此同時，北京的許多餐廚垃圾卻在夜幕中流向城郊“養豬場”。

　　據國際食品包裝協會對北京市15個規模較大的廢品回收場站調查，僅3個回收站在工商信息網能查到營業資質，其余12個回收站不掛門牌，開辦者“像是圈地收費的地主”，公開對外“招商”，管理混亂，污染嚴重。

　　徐海云認為，政府部門對民間垃圾回收從業人員和廢品收購站的監管出現真空，導致垃圾分類回收體系不完整，城市建設中缺乏專門的垃圾分類場地，造成環境再次污染。

　　“很多地方熱衷于申請動輒上億元的垃圾處理場工程，對只需要幾百萬甚至幾十萬元就可以開展的生活垃圾分類回收體系建設缺乏興趣，甚至有畏難情緒，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徐海云說，“此外，過度依靠政府投入的垃圾分類處理模式也難以為繼。”

　　工作人員往位于北京朝陽區循環經濟產業園內的高安屯餐廚廢棄物資源化處理中心的有機垃圾生化處理機內投放原料（2010年7月28日攝）。新華社記者羅曉光攝

　　200克茶葉3000克包裝：期待分類減量源頭化

　　一個不足10克的U盤，紙板和塑料膜的包裝接近100克；一盒250毫升、2.5元的牛奶，其包裝成本約為0.5元，包裝材料由紙、塑料、鋁箔復合6層；一盒凈重200克的茶葉，其木質包裝盒重達近3000克，包裝物有鐵盒、塑料紙、紙張、塑料泡沫、絲綢等……

　　這些每天都在我們身邊發生的小細節，帶來了諸多后期無法分類和處理的垃圾。

　　以最常見的利樂牛奶盒為例，董金獅告訴記者：“除了利樂公司自己在艱難回收外，根據我們調查，國內能回收的利樂產品只有10%至15%，近90%進行填埋或者焚燒，而在歐盟國家，利樂產品的回收率在70%以上。”據測算，在我國如果將利樂包這樣的復合包裝，全部再生利用，每年至少可以節約9000噸原生紙漿，2400噸塑料，600噸鋁，還有大量的填埋空間。

　　然而，因為將金屬、塑料和紙分離需要耗費巨大的成本，所以國內一般的造紙廠不愿意回收復合紙板材料。“也就是說，如果一個紙盒外面貼了膠帶，一張紙封了塑料膜，就基本不能再利用了。”董金獅說。

　　北京市東城區廣渠門內一個廢品回收點的鄧師傅告訴記者：“易拉罐1毛1個、飲料瓶也1毛1個，廢報紙4毛一斤，這種牛奶盒、塑化壓膜的紙板不值錢，廠家不收，醬油瓶、玻璃瓶都不值錢，只能當垃圾。”

　　董金獅告訴記者，商品包裝通常會在設計上追求色彩鮮艷奪目，在材質上追求多種材料復合，而華麗包裝產生的彩色油墨和復合物非常不利于回收處理。相反，越是簡單、透明的包裝就越好分解，對于消費者來說賣廢品時也越值錢。

　　然而，即使是簡單包裝，浪費也是驚人的。徐海云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目前我國一年約生產12億件襯衫，其中8億件是盒裝，8億只包裝盒需要用紙24萬噸，如果以直徑10厘米的大樹計算，7棵樹才可以制1噸紙，8億只包裝盒就相當于要砍伐168萬棵大樹。僅襯衫包裝一項，消費者一年就“用”掉一大片森林。而包裝襯衫所用的紙盒，在全部商品包裝中只是九牛一毛。現在我國每年包裝產量達3000多萬噸，而總體回收率還不到30%。

　　專家指出，城市生活垃圾里面有三分之一都是包裝性垃圾，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過度包裝情況最嚴重的國家，包裝廢棄物體積占固體廢棄物一半，每年廢棄價值達4000億元。而我們身邊的諸多包裝物，材質涵蓋了紙類、塑料、金屬、玻璃、陶瓷、木材、水晶及復合材料等，多為非環保材質，無法再利用。不少產品包裝中還有大量緩沖材料和填充料。因盒子體積大、形狀各異等原因，使得回收利用的運輸倉儲成本都較高。

　　在北京，每噸生活垃圾的處理費用已高達400至500元，每年處理垃圾的費用高達20多億元，政府每年要拿出巨額資金補貼垃圾處理。“如果減少不必要的包裝，每年可節省數億元。”北京市市政管委固體廢棄物管理處處長李向東說，“盡管對居民生活垃圾進行計量收費尚無時間表，但垃圾減量的觀念應該在全社會樹立。”李向東說，垃圾管理一直遵循的優先次序原則是“減量、再利用、再循環”。首要的是在源頭減量，這個源頭不僅僅是居民家中進行垃圾分類，更應該追溯到產品生產商。針對五花八門、種類繁多的包裝垃圾，當務之急是完善綠色包裝強制標準，加強監管，對不執行標準的企業嚴厲處罰。商家生產產品時，就應該將垃圾處理、資源再利用考慮進去，如果包裝不是環保材質，按照“誰污染、誰付費”的原則，就應該繳納環境稅用于垃圾處理。